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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1, 2018

s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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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0734
写信日期:2000-06-03
写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受害日期:无
受害地址:无
写信人:高熊飞
受害人:无
类别:其它(OT)
细节:寄来几份报纸资料以便索赔使用,支持索赔。

 

紧急:复印自《看世界》2000年第六期。请您和定国把有关索赔案的其他资料或报导,总结寄部分给我,以便我组织给专刊使用!

重要启示

  自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寄去第一封索赔书,从而翻开民间向日索赔第一页开始,中国人走过了怎样一条惊心动魄、艰辛备尝的路?
中国的二战受害人是怎样发出自己悲怆的控诉的?那些力倡民间向日索赔的先行者又是怎样披荆斩棘,不惮前行的?
我们该怎么向日本索赔?
面对我们暧昧而充满变数的东邻,新世纪的中国人,又该怎么做——
《看世界》专刊《讨还血债,中国人行动起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备忘录》(暂定名)即将发行,敬请垂注。

中国人•中国心•中国魂

——全国各地签名声援高熊飞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从学生、农民、工人、战士、律师、作家,到公司职员、企业家、新闻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乃至大墙内的劳教人员:
从87岁的退休老人,到牙牙学语,尚需父母把手援书的两岁稚童;
从个人,到全家,到亲朋戚友,到班组车间,到全学校全系统——
上千封信,数十个包裹,五六万个签名——
五六万颗赤诚的、滚烫的中国心!
“你的身后有我们,有千千万万有血有肉、有铮铮傲骨的中华儿女作后盾!”

——长春外国语学校魏舒歌等

  正如新疆皮山县金云心引用的所言,“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高熊飞等二战受害人的对日索赔行动,得到了所有签名者的坚决支持,他们坚信:“正义必在我们这一边,只要全中国人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贵州电力建设单位职工签名信)
这不只是在向日本政府讨还旧债,更是中国人“自信自强、重建民族长城”(黑龙江鸡西四中签名信)的契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力展示。
一位签名者警告:“麻木的现在,必将是惨痛的后患。曾几何时,当韩国人在国耻日拒绝接待日本游客时,洛阳白马寺竟然连续7年在新年来临时,把为中国人‘赐福呈祥’的钟声‘赐’给了日本人。在国人一片声讨中,1999年元旦居然示威似地拒绝敲响!”(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庞龙斌等签名信)
这类事还会发生吗?我们的国耻日是哪一天?“七•七”算不算?可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这个令历史耻辱、令国人切齿的日子,只是一个高考日!
一封签名信总结,“‘韩国慰安妇案’为什么会胜诉?因为他们有众多声援者作坚强后盾;‘花冈惨案’又为什么败诉,因为大部分国人不知情。”确实如此。
中国人,当然是热血的,“当院领导首先签名时,当那么多的同学留言时,我流泪了,我知道了国人的热忱,相信了‘得道多助’的真谛”,中南民族学院一位同学深切地写道。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上午9:00-9:15,一只只小手在声援信上庄严地签下他们的名字时,我相信他们不再是沉默、逍遥、麻木的一代。”一位边远地区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无比欣慰。
而这,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强大的希望!
高熊飞教授感谢4位热心的中国人,一位中学生,还有贵州刑警杜家骏,黑龙江气象工作者付佳杰,以及一位不愿署名者,他们分别寄去了人民币10元、400元、100元、50元。高教授表示这些钱将转入一定的机构,以为对日索赔诉讼之用。

“日本政府必须低下它那并不高贵的头!”

——南京农业大学曾娟等

  西南航空公司的员工签名信如此写道:“正如一部电影中所说的那样:现在中日友好了,两国人民拉起手了。但我请日本朋友在手拉手前洗洗手,因为那上面有血。”
日本洗好手了吗?没有!
他们“不仅矢口否认侵略罪行,而且不思悔改,嚣张地霸占我钓鱼岛,参拜供着东条英机等败类魂灵的‘靖国神社’,甚至召集所谓‘20世纪最大的谎言’的集会,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乌鲁木齐铁路运输学校签名信)
丹东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周晋嵩无比沉痛:“我在网上看到一名叫长谷川弘一的日本留学生发的帖子,文中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中国人是低劣民族,没有资格对日本说三道四……想不到抗战胜利55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宽容与大度,竟然在一个日本青年心中留下如此卑微和怯懦的形象!”
中国人绝不能忘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至今在国际上得不到应得的礼遇和尊严,缘由何在?是贫穷落后,而造成贫穷落后的缘由之一,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连串侵略战争!”(建设银行商丘分行签名信)
于是,我们当牢记:“倘日本人不肯还债,则世代子孙当视日本人为世仇,务必达到索还血债之一日,否则索债之斗争,将永世绝不休止!”(内蒙古车延轩引自《战争赔款》)

我们怎么做?

  武警战士贺建联建议:高熊飞先生可把自己所收集的证据、他亲身的经历及其他受害者的证据与经历,还有索赔的意义,汇编成书,让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真相,以支持索赔行动;
大庆市张龙建议:
1.加大在中国各省市电台的演讲,让更多人投入到民间对日索赔的行动中去;
2.建立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索赔组织,专门到国际法庭上去控诉、索赔;
3.加大寻找更多的受害者的力度,让他们也一起站出来;
4.尽力让政府采取关注的态度;
5.在因特网上建立网站,各报刊投书,加大宣传。
洛阳市王传乐建议:
1.能否让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发提案,成立“签名讨公道领导小组”,领导全国范围的声援活动;
2.是否可请《看世界》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们做舆论口舌,对此事追踪报道?(谢谢王老师的看重,我们将尽力做到——编辑部注)
3.可否在互联网及影响力更大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及一些省报上发表呼吁书?
4.时间要抓紧。抗战已过去50多年了,直接的人证、物证会慢慢减少,若不趁现在讨个说法,将来怎么向历史、向后代子孙交待呢?
5.可请浙江教育学院的同事和学生,协助高教授整理材料,做方方面面的工作。
……
字字珠玑,句句锦绣。
中国人,我们还等什么?W(编辑 肖方兴)

“有生之年,不胜不归”

——专访二战受害人高熊飞

  时间:2000年4月15日
地点:杭州文一路翠苑新村
人物:肖方兴(本刊记者,简称“记”)
高熊飞(简称“高”)
记:高教授,自从《我把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及《中国二战受害人呼吁书》在我刊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很激动,也很愤怒。您这边反响如何?
高:一样。我收到了全国各地除香港、台湾地区外的1000多封信,数十个包裹,上面有五六万人签名声援我们的对日索赔行动。由于数量太多,时间有限,无法一一回复,只好在这里表示深深感谢了。
记:我翻了一下,从读者及签名者的来信看,他们对这类索赔案了解不多,有的甚至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与事态的发展及它所应该得到的关注相比,是否有点不太相称?是不是中国人真的很麻木呢?
高:我相信,99%的中国人是爱国的,是有血性的,是支持我们的,从签名信中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有麻木的,但毕竟是极少数。不过,中国人确实对这类事件了解得不多,而这正是我们有关的宣传报道的薄弱了。老实说,这方面,新闻界做得还不够。
记: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能否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我想,你们的索赔案在中国不会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吧。
高:好的。目前在日本法院受理的受害索赔案共计有48起,其中涉及到中国人的有15起。最早的是1993年8月13日在东京起诉的“香港军票案”,接下来的有“人体遗骨案”、“花冈事件案”、“中国5名原慰安妇案”,我们的“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刘连仁案”、“平顶山事件案”、“日军遗留毒气弹案件”、“李万忠等劳工案”与“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108人案”等。
记:都是起诉日本政府的吗?
高:不全是,也有起诉日本企业的,像“花冈事件案”,就是起诉日本企业鹿岛公司二战期间在花冈强制和虐杀中国劳工。另外,还有要求归还二战受害者遗骨的。
记:目前这些案子进展如何?
高:除“花冈事件案”和“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已一审判决(两案均败诉)外,“刘连仁案”将于5月份开庭,而“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则于5月30日二审第一次开庭。
记:前景怎样?
高:不太乐观。
记:为什么呢?
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战后,日方一贯的立场就是“三不”:不认罪、不谢罪、不赔偿。要突破这种局面,至少,在目前,尚未看到积极的迹象。你大概也了解,目前,日本的整体趋向上,不是向好的、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坏的、右的、不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方向发展。其次,我们得到的支援也有限,我一直认为,对日索赔绝不仅是我们这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献计、献策、献力,单靠我们这些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记:说到这点,我倒想请您谈谈对日本的印象,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三不”立场,另一方面,给你们打官司的,又全是日本的律师,负责接待你们并给你们出车旅费,又全是日本的友好人士,说实话,他们的这些行动,有时连我这样一个中国人也很感动,能否说一下,是否真有日本政府,或者说少数顽固分子、右翼分子和多数民间正义人士的分野呢?
高:总的来说,日本留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主持大局的政界人士如此,猖狂的右翼势力更如此。而大多数国民一方面受媒体控制,不了解真相,二方面,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的是商业利益,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则普遍地冷漠、歧视,也有点害怕。很多大学生就被告知不要到中国和韩国去旅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过的地方,否则,会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而对那些知道真相,明白法理的被告方律师来说,就是知道真相又能怎么样呢?在我以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时,我注意到辩方的一个律师偷偷地哭了,可最后并不妨碍他们为日本侵略罪行辩白。当然,确实也有少数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性、威胁性,正在为之进行积极有效的斗争。
记: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出庭有些什么感受呢?
高:说一点。第一次出庭时,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纸,要我照上面写的“依从良心,照真实申诉”之类宣誓,这是特地为中国人准备的。我当时感受特别矛盾,或者说,有点窝火。按理,我们中国受害者们,应该是在中国庄严的法庭上,按照国际法及中国的法律宣判日本政府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
记:牵涉到两国关系的问题了。我们一直认为,中日友好是大局,是世世代代的事。英国哲学家罗素谈到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时说,中国人不是以几十年,而是以几个世纪来计算的,你们的索赔行动会不会破坏中日友好的大局?会不会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
高:索赔问题其实就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二战罪行的问题,这是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不清算过去,便不会有未来,或者说,就会有一个危险的未来。索赔行动,可以促使日本政府认罪,可以促使日本人民觉醒。所以在索赔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我们时刻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日本的“帮助中国搞四化”之类的幌子给骗了。
记:这么说,您还是坚持您5年前的看法。1995年8月21日,您从东京归来时,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每一位中国人都必须明白下面的道理:
抗战胜利了吗?——没有,因为海峡两岸还没有团结起来!
抗战胜利了吗?——没有,因为今天的日本还没有认罪!
抗战胜利了吗?——没有,因为中国人民的索赔还没有成功!
中日两国今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国人民对日索赔的历史!
中日两国今后的关系,主要是取决于对日索赔事情的处理。”
索赔问题真的如此重大?
高:确实如此。看看如今的德国,再比较一下日本,就可明白了。这次签名活动中,很多人都写到:“跪着的德国总理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得多。”其实,不只高大,也光明得很多,有前途得多。
记: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您的看法。近代史,中日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战胜与被战胜、索赔与被赔偿的关系。从1871年中日邦交建立以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了4次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不战而屈,两次以失败而终,一次成为战胜国。而前3次,中国都被日本空前地勒索敲诈。没有这些战争赔款,恐怕日本不会那么强大得不可一世吧?
高:肯定的。日本很善于“以战养战”,这就是它军国主义狠毒的一面。
记:反过来,如果日本在今天履行它对中国的战败赔款,局面也该是另一种样子。
高:当然,那样对中国来说,温饱问题可能早已解决,我们的教育也更加发达,人口素质、文明程度也会更高……中华民族保卫自己、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力也会更强了。
记:在最初涉及战争赔款时,蒋介石的态度是“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今天看来,其实这种态度对日本来说,好像没多少效果,没起什么作用。而蒋介石不但放弃战争赔款,连甲级战犯冈村宁次也是给他一手“无罪释放、遣送回国”的。李敖在其所著的《蒋介石研究》中这样评价:“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国民党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决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同志’,亲热异常。这种作风,使我想起满清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中总是出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品种。”
确实,有点不太明白吧。
高:这个问题与中国长期受封建统治,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私心重,只看眼前,没有长远观点等许多因素有关。蒋介石一向是谁威胁他的统治、他的权位,就铲除谁。这次国民党百年老店,一朝倾覆,就是这种作风的恶果。
记:你刚才谈到德国,我想,许多事情联系起来,对比着看,会更清楚些吧。发动二战的元凶中,希特勒是服毒自杀,墨索里尼是被意大利民众处死的,反观日本,天皇被保留下来,还有许多,表面的,骨子里的,都没有被清算,反而作为一种荣耀,这是很可怕的。很多人担心,将来中日的冲突,大冲突,肯定不可避免,您怎么看?
高:如果我们失去警惕,不加大对日工作的力度(对日民间索赔是对日工作的一部分),结果广大的日本民众被欺骗,盲目地跟着日本右翼分子走,而我们的国防力量又被他们错估,那么,侵略战争可能又会强加到我们头上。当然,目前暂时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步伐,不团结一心,与日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危险就会愈来愈多。
记:确实,关键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日本人有“菊花和刀”,我们有什么呢?
高:大和民族有一种“种族优越感”,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一等民族,称韩国为二等民族,称我们中国为三等民族,这种心态,还有它强烈的扩张欲望,很难一下子清除,中国人应该警惕,同时,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搞好我们自己的建设。我们民族是有一些缺点的。大家可以来讨论,并且“从我做起”来改正。但无论我们有多少缺点,我们也不会像今天的大和民族那样无耻和无赖。
记:扯远了点,回到你们的索赔案来。二审就要开始了。指望像日本律师谈到过的那样,日本议会通过“战争赔偿法”,然后按图索“赔”,恐怕很渺茫,而光靠日本律师,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说,这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另一方面,力量也不够吧。有没有别的途径,譬如,打到国际法庭上去,像海牙国际法庭什么的,行吗?
高:这当然是一种途径,但也牵涉到许多问题,像海牙国际法庭,目前只受理国与国之间的诉讼。如果中国政府出面代理中国受害者的要求,则是可以起诉日本政府的,但民间索赔,政府又不宜直接出面。再方面,即使国际法庭受理,那些国际上的大律师,能否接受我们的委托,帮助我们打官司,也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对国际法、国际法庭以及国际上的著名大律师了解很少;最后,语言障碍、经济后盾也是问题。
记: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停顿,听说两会期间,您曾通过有关人士提交过一个提案,就是利用这次人口普查机会调查一下中国二战受害者的有关情况,是吗?
高:是的,这个问题已刻不容缓。二战受害者幸存的已越来越少,他们都掌握着宝贵的证据材料,再不努力抢救,就来不及了。
记:您说过,对日索赔是全中华民族的事。请问,您希望我们为您做些什么呢?
高:可以说,若不是你们《看世界》的报道吗,我们得不到这么多同胞的声援和支持。现在,知道这回事的人虽然比过去多了许多,但我国有13亿人口,相比之下,知道的还是太少了。如果有一亿人看法一致,行动一致,我想,效果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得到专门的语言人才、法律专家、历史学家、档案研究人员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希望《看世界》能继续呼吁。
记:我想,有良知的中国人,会全力支持你们的。也希望您能坚持下去。
高:我一定会的。我61岁了,有生之年,我将不胜不归。W(编辑 肖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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