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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 2018

s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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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2456
写信日期:1995-07-18
写信地址:河北省唐山市
受害日期:1943-11-27
受害地址:河北省唐山市
写信人:阎民(阎子珍的儿子)
受害人:阎子珍
类别:劳工(SL)
细节:我是1943年11月27日被日本军抓捕,强迫我们去日本并关在“三井三池公司万田碳矿华工工僚”做劳工,在那里挖了两年的煤1945年日本国投降后才回国。从被日军抓走后我就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残酷折磨;烧红的烙铁烫、开水浇、身上被扎至今伤痕累累。附上相片证明,我要指正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为死在日本的劳工难友报仇为劳动难友讨回血债。 备注:信封丢失
 

童增同志:
  您好!
  我叫闫子珍,现年69岁,男,中共党员,1926年8月24日出生,是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唐家庄新华楼17楼4号居民,原籍唐山市滦县宜安乡宜安村人,原在贵州省贵阳市林东矿务局工作,1985年冬天离休后易地安置回唐山市家乡养老。最近通过一些报纸看到,你为了我们这些在二战时期被抓到日本的死难及幸存劳工向日本讨还血债,勇敢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这付重担,十年来时间里不辞辛苦,克服困难,各方呼吁,到处奔波,向被抓往日本的幸存劳工和死难劳工亲属,调查取证,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人书,形成“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并正式提交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从此俚(“俚”编辑为“理”)清了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与日本国政府国与国之间放弃的“战争赔偿款”与“受害赔偿”这一只能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所应得的那一笔战败国政府应支付款项的模糊、本质区别。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指出“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当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明确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国家领导人在民间对日索赔上的鲜明态度,与你近十来年的多方奔走呼吁和不懈努力有直接关系,你的功劳功不可没。特别是你起草的《一万中国公民致日本国会公开信》,唤醒了二战结束46年后沉默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对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正义权利并以国际法为依据发生的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受害赔偿的洪亮声音,说出了憋在我们这些当年被抓往日本苦难劳工多年渴望想说又无处倾诉的心里话,替我们掳日劳工,所有在二战中遭受苦难折磨的老百姓及中国人,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气。在这里,我首先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不懈的为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申(“申”编辑为“伸”)张正义所付出的辛苦努力!下面我把自己被日本鬼子强抓到日本国,受尽关押拷打,死活磨难的痛苦经历向您说说,希望您在适当时候把我的情况向有关方面反映并向社会公布,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
  我是1943年11月27日17岁时,被日军驻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宪兵队抓捕,经天津市塘沽区,辽宁大连旅顺口驶入黄海及太平洋公海后,走约一个多月时间到达日本一个叫“门司”的港口,又被装上闷罐车走了一夜时间,拉到鹿儿岛,到福冈县熊本市一个叫“大年田”(“大年田”编辑为“大牟田”)的地方,被关进日本“三井三池公司万田碳矿华工工僚”。在那里下井,挖了两年煤。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当年12月份,我们幸存的1700多名劳力从日本长崎上美国的几条大船,经四天四夜航行回到我国天津塘沽港,又乘火车回天津,后回到河北滦县家中,此时已经是1946年正月。后来听说,我们这4000多名劳工是第三批被抓到日本的,仅两年时间就死了2300多人,只活着回来1700余人。
  从被抓捕到到(“到到”编辑为“到”)日本战败回家,近三年时间里,我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残酷折磨和严刑烤(“烤”编辑为“拷”)打,也看到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劳工的残暴摧残:
  ——被捕后,严刑拷打。
  我被捕后,严刑拷打留给我的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古冶伪警察所和唐山日本宪兵总队被关押的28天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拷打,其中四次押到日本宪兵队被日本鬼子酷刑“过堂”,每次都被用烧红的铁烙铁烫和用滚开的开水浇,身上被扎,烫伤十多处,至今疤痕累累。虽然距今已经50年了,但每逢阴雨天气,伤疤处仍疼痛不已。尤其第二次拷打,其状之惨,不堪回忆,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时正是腊月天气,外边下着大雪,屋里生着一个约600粗的洋炉子,日本宪兵队长佐藤和一个姓石的翻译拷问我。当问我在哪个团、营、连当八路军?在古冶区枣园庄北埋过多少地雷炸死日本人?我均说不知道时,日本鬼子把我扒的一丝不挂,先逼我面跪在大火炉旁烤得大汗淋漓,又用烧的通红,约有两根手指粗的铁烙铁在我后背、屁股、大腿、膝盖等处猛扎猛烫,满屋充满焦糊肉味。而后,老日本鬼佐藤又将一壶烧得滚开的开水倒在我右背被扎伤烫烂的身上,几次直疼得我滚到屋角八仙桌子底下。叫我出来后又连续狠扎十来次,我顿时痛昏迷过去。随后,日本鬼子把我拖到院子里,在严冬鹅毛大雪地里跪两个多小时后,才让两个警察狗子把我拖回古冶伪警察所。回到看所后昏昏迷迷躺了九天,浑身浓血粘身,关在一起的难友(古冶毛山村的毛焕,前枣园村的王玉柱)帮助我把衬衣一条一条的撕开,擦着浓血才勉强“脱”下衣服(50多年来,我的右背被扎、烫处至今还有10来公分长的大伤疤和5公分左右大小的扎伤疤。天气只要一变化,每逢阴雨天气,伤疤处仍疼痛不已,右背就痛疼难忍,右腿大腿根和膝盖因为被日本鬼子烫、扎伤最深,现在天气稍微一凉,就影响走路)。从古冶到唐山再到天津新塘古(“古”编辑为“沽”)的几次转押中,我身体极度虚弱,脚肿得像个大面包,都是被与劳工难友们栓成一串,硬给“拖”着上下火车的。
  ——运途中,残酷虐待
  在天津塘沽时,每个劳力只发一小块山西产的油麦面饼,吃完就拉稀,加上海边水土不服,有的劳工当时死后就被扔在路边大沟里。更有许多劳工在设法逃跑途中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用狼狗咬死,大沟里扔满了劳工尸体。我在去日本的船上因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偷从麻袋里捱了一点橡子面吃被日本鬼子暴打一顿,若不是几个年龄大的劳工苦苦为我哀求,差一点被日本鬼子扔到大海里!运行在海水中的装煤的大货船底舱煤水结成冰,寒气袭人,几千个劳工就像猪狗一样,被扔在只铺着烂草席的货船内冻饿着。离开旅顺三天,船一驶入公海,就开始不断有劳工因冻、饿和思念家乡亲人患病而死,死后被日本鬼子用草绳一捆,到黑水(水深)的地方扔下大海里喂鱼。幸存的劳工被挤在装煤的大底仓里闷冻而勉强活到日本,但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冻、饿、病的折磨,劳工们个个身体非常虚弱,均呈病态,走路一步三晃。稍不留心,就被鬼子一个耳光打倒在地,再也起不来,这样也死了不少人。
  ——到日本,饱受折磨
  到日本“华工工僚”后,住的是四周挂满电网,有日本鬼子和狼狗看守的大院,大院内有八排用鱼鳞板钉的,顶上为油毡的大房子。每间屋内大通铺住约70~80名劳工,每人约有二尺宽的位置,砖头当枕头。每个通铺当头的大桶就是厕所。吃的则是每人一小碗(约二两)糙米饭,根本吃不饱,只好在院子里拨(“拨”编辑为“拔”)点野草吃。有时糙米吃完了,就给我们劳工吃生麦粒外加一小碗浮着几个胡萝卜樱子清汤,消化不良,拉得全是稀。加上水土不服,劳工中年老体弱者很快就出现大批病死亡。有病后,弄到所谓“医务室”就等于送死,有去无回。人还有气,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钉在小木箱内活活闷死。和我一起同时被抓的王观清,到日本没出一个月就这么被折磨死了。1944年4月我连饿带病瘦得皮包骨头(18岁才32公斤),实在坚持不住了,领队难友赵子佩,同捕难友单旭天、张保田三人坚持架着我上、下井,硬是没法去“医务室”使我捡了一条命。到日本后,日本鬼子老逼着劳工学说一些简单的日本话,如果听不懂,学不会就挨打。有一次在井下干活,我因为没有听懂日本领班的一句话,被日本鬼子一榔头打在右前额上,至今仍留有一个明显大包。至今虽然已经50年,因为这个大包,已经致我的右眼视力减弱,几近失明,右脑内部也有核桃大小的积水病灶。
  童增同志,我回国后,随即继续参加党组织安排的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前往贵州省支援煤炭建设,离休后至今在家养老。我虽已69岁,但头脑还清楚,身体还健康,还能将日本人虐待残害劳工的罪行全部回忆,现我身上还有十几处伤疤和日本工头用榔头在我头上打的大包,对这段苦难经历记忆犹新,如果需要作证,我还可以回忆,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如果需要更详细的关于其它同去日本劳工伙伴资料,我还可以提供并寻找线索;也可以去日本国受害地,直接指证,控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替无辜死在日本的劳工难友报仇,为中国人讨回公道!我要健康的活着,盼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向日本国讨还劳工血债,日本国政府公开谢罪,日本企业给予赔偿的一天。
  谢谢!

受害人:闫子珍(手印)
代笔人:闫民(手印)
1995年7月18日
闫民联系单位:中共唐山市路南区委组织部干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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