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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 2018

s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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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2699
写信日期:1992-11-06
写信地址:北京市
受害日期:1942
受害地址:山西省大同市
写信人:何宝珠
受害人:何世忠(何宝珠的父亲)
类别:谋杀(MU)
细节:我父亲何世忠在1942年在山西省大同市被日军抓去并杀害,随信寄来相关资料。

 

童增同志:
  你好?
  最近,我阅读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92第10期《读者文摘》转载的92年6月30日《金华日报》李佩钰的署名文章《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一文,喜悉你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受害者要求赔偿的人奔走呼号,并已在祖国大地掀起一股中国民间的索赔浪潮。此举是为中华民族伸张正义,深得民心,是一件大好事,我坚决拥护。你的行动和事件本身必将载入中国史册!
  我是“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受害者的家属。我父亲何世忠(当时31岁,任小学校长)1942年在家乡山西省大同市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杀害(以“通匪”“思想犯”罪名),他是日寇侵占大同制造的一起长达一年之久的惨案受害者之一。当时,我年仅10余岁,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去年回乡,从大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大同文史资料》(1—5期选辑合订本)刊载的《日寇侵占大同制造的一次惨案》一文(作者仝世昌)才知道惨案的梗概。
  为了你能了解这桩惨案的情况,特将仝世昌的文章复印一份寄去,供征集签名活动和开展工作参考。受害者的家属在当时还不少,只要通过当地政协或其他途径会找到这些人的。
  你的创举,令人钦佩,预祝成功!
  今后有什么活动,我鼎力相助。并愿积极参加。

何宝珠
1992年11月6日

工作单位:新华社中国图片社
地址:北京宣外大街甲1号
电话:3072209
邮码:100052

日寇侵占大同后制造的一次惨案
仝世昌

  日寇在侵华期间,为了维护其残暴统治,使中国人民甘当牛马,就采直怀柔与恐怖两手政策,尤以后者为主。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之下,大都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日寇在大同制造的惨案很多,杀死的人计不胜计。今据亲身受害死里逃生的苏贵、库增银以及死难家属米芳、鲍月英等陈述的亲见亲闻,记述如下。

一、 逮捕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寇为稳定其后方,以便将军事重心转移到前线,便在其所侵占的地区到处实行恐怖政策。日寇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深夜开始,在大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活动,持续大数月之久,先后被捕者共约二百多人,其中知识分子为绝大多数,也有不少商人和工农群众。由于这些人当时居住分散,再加时隔多年,所以人们能够忆起姓名者不过十之四五。
  现能回忆起的人名有:
  伪晋北政厅职员马吉、华全寿、王鼎、陈效瞬、刘士祥、郭巨功、古典;
  伪经济监视属职员师育文、彭谦(益斋)、王玳、袁德厚、管得钧、蒋福祖;
  伪晋北输入组合职员高昌林、李泽(中共地下党员)、叶玉林、郭培琨、李筠(白杨)
  伪大同县政府职员孙纯、李恭、王鼎、管得鲍、巩瀛、刘瑞章;
  伪邮电局职员古文、张士珍、耿瑞、雷照;
  伪大同税务局职员马新甫;
  伪电灯公司职员盛钰;
  永平商行李秉钧、李秉政、段瑞。蔡吉林;
  伪兴亚协进会职员崔钦、梁纯、许克明、许光俊、雷尔毅、任有、华长寿;
  各书局、店职员王升、王建勋、韩世陛、翟德明;
  纸烟商人张贵(洗凡);
  修车工人赵维忠(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
  镇川堡乡公所职员张杰;
  基督教徒和教牧人员李桂林、苏贵、马文进、王杰、范印、王席珍(女)、爱华珍、克含芳(爱、克二人系瑞典女教士)、杨少女;
  修表商人郭子英;
  乡村农民刘杰、王生雨、康小旦;
  工人孔木匠、杨木匠;
  回民支部库增银;
  国民党张砺生部副官李国聘(回家探亲);
  老知识分子胡宪虞、尹我斋及其子尹式敏;
  前大同女师教员高回斗、李培业(女);
  晋北师范教员杨信、刘文;
  大同中学教员任杰、张树基、李耐;
  女中校长麻受天;
  各小学校长、教员马庆、马勋、库积富、米耀、杜嘉兴、马子俊、厉子华、崔镇乾、王增泰、赵连源、赵学礼、吉义、王忠、马昆、何世忠、段文魁、段文斌、陈法舜、张仪、蒙成理、李元魁:魏富堂、杨海林、张树旗、杨文林;
  无职业或职业不明者徐元文、徐光明、姜茂、赵子亨、郑国贤、潘印斗、丁日新、王树德、辛国干、姚袒舜、郭潘藩、李善卿、常秉政、李秉让、赵生尧及其妻、杨赐生、杨松林、张世祯、徐成英、梁国柱、赵刚、许进谋、马占元。
  这些被捕的人员大多是从事工商教育等工作的,但也有不少人是为敌伪服务的。由此可见,对帝国主义者尽管甘心事敌,也难免不为所害。
  上述人员都是由于汉奸的密报而被捕的。据知,这些汉奸有王珩(灵丘人)苏神武(崞县人)和苑富(怀仁人)等三人,但多数系王珩所为。罪名都是“通匪”或“思想犯”。当时执行逮捕任务的是日寇宪兵队,队长是青山善雄。每次捕人都有便衣宪兵、伪警察和翻译等,并多于夜间执行。对被捕人员认为情节较重者,都关在宪兵队(帅府街),其余分别关在伪县政府和警察署监狱里。在逮捕这些人时,花样繁多,怪象百出。如特务们伪装八路军地下人员潜入民户进行威胁劝诱或要求资助,他们离开后,如受诱惑者报告稍迟,便借口逮捕;还有的是既需密保汉奸指引,而又不愿让让他们暴露身份,便缚上这些汉奸共同前往搜捕。被捕者的家一般都要经过一次或多次搜查,不仅翻箱倒柜,甚至还挖地拆墙。汉奸和特务们都是乘火打劫,明抢暗偷,使被捕者的家属备受惊扰,寝食不安。

二、 逼供和监狱生活惨景

  被捕的人不论结局如何,大都经受了多次的“审讯”。初审地址一般在宪兵队,“审讯人”是日寇“灭共班长”何野、青木、饭田等。后因逮捕的人数过多,又临时增调来十几个日寇。初审后,有一部分在大同就地处理,一部分则被解送张家口日寇军部进行“审判”。但不论大同还是在张家口,每次审讯都要酷刑逼供,其残忍情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最惯用的有吊打:捆绑四肢吊于屋梁上用棍棒皮鞭浑身乱打;石压;以大石条压于受审者腿上,日寇再站在石条上左右揉搓;烧:以点燃的乱纸烟头在被审者浑身乱烧;冻:数九天将衣服剥光捆住放在院里用凉水浇,当冻得奄奄一息时,再用火烘烤,有时被冻得脚地相连;灌:将四肢缚在板凳上,往嘴里或鼻腔里灌凉水、辣椒水,待肚腹膨胀后,再站在肚上用脚揉搓,将水从七窍挤出;竹签贯指:以竹签插入手脚指甲盖下,然后再将指甲挑去;肉里塞砂子:将腿部肌肉割开,塞入碎砂子然后缝合;狗咬:绑在树或木柱上唆使军犬扑咬。此外,还有上蒸笼、站玻璃、跪灰渣瓦砥、头顶重物、下水牢、不给吃饭或过电等。被捕人每次被审时都被打得半死不活,昏迷过去就给打强心针,或用凉水喷醒再继续拷打逼供。尤其可恨的是狗咬,不仅衣服被撕碎,而且血肉横飞,以致有的残废,有的当场毙命,有的病死监牢,也有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活埋掉了。真是野蛮狠毒,令人发指。
  以上所举是日寇通常惯用的硬办法,另外也还夹杂一些诱骗和所谓的攻心战术,以便软化。如日寇饭田和翻译李某有时竟将一些“犯人”请到他们家里,以丰盛的饭菜进行款待,并且叫他们的妻子亲自敬烟敬烟,温语开导。有个别人虽在酷刑前面扛过一时,但最后却被日寇的甜言蜜语软化了。
  也有的人被打得血肉模糊之后,又请来他们的家属互相会面,企图以此从他们的家属嘴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如华全寿被毒打后传来其妻鲍月英便是一例。
  回民库积富被捕后经过多次拷打没有口供,日寇竟将其八岁小儿抓到宪兵队,当着库的面进行毒打,企图借此使库承认是共产党员。
  监狱里的生活简直是牛马不如,不论是大同还是后来的张家口军部和察南监狱,都无两样。一间很小的房子挤住着十几个人,除伤势过重者外,从早到晚都得端坐着,到极度疲累时,只能互相蜷伏在一起。除被提审外,终日不见天日,大小便也都在牢房。在张家口时正值隆冬,牢房阴暗,不给生火,墙壁上冰霜满挂,冻得人发抖。
  伙食每日两餐,每餐只给吃小米饭半碗,或二两重的玉米面窝头一个,且掺有不少砂土和鼠粪。水也不给管足,每顿只准喝半碗,甚至八个人轮流喝一碗水,以致人们头晕眼花,连身子都站不起来。有的人因饥饿不堪,不惜以一双皮鞋向看狱人换取一个窝窝头,一个青年叫魏富堂,受审时被打得流血很多,回到牢房后干渴难忍,但求水不得,魏便大张嘴让难友小便到他嘴里。
  狱牢里严禁互相交谈,如需要表达意见,只能以手势比划,在察南监狱被监禁的五十三人,都给带上了五斤半重的脚镣子,不足一年便死去二十三人。

三、 最后结局

  这一案件由大同到张家口延续将近一年,除将八十七人送张家口外,其余均在大同就地处理了。
  其中在大同审讯时当场被打死、或伤后死在监狱和活埋者有:
  李泽、郭巨功、赵连元、孔木匠、杨木匠、郭子英、许进谋、高昌林、段文魁、何世忠、吉义、许克明、段文斌、孙纯、陈法舜、郭子明、马昆、赵学礼、赵维忠、张杰、张仪、马勋、康小个等。
  经过巨金行贿或取保释放者有:尹我斋、尹式敏、胡宪虞、辛国干、马占元、王忠、赵子亨、王树德、郭维藩、苏贵、李栓林、徐成英、杨赐生、杨松林、赵刚、王魁、张世祯、梁国柱、华长寿、古典、雷尔毅、库增银、麻受天、王席珍(麻之妻)、刘瑞章、王鼎、杨少女、管得鲍、潘印斗、爱华珍、克含芳(爱、克为瑞典人,)和赵生尧夫妇等。
  被日寇收买利用,因悔过“立功”而后来又为日寇承担特务工作被释放者,有李国聘、王杰二人。
  对释放的人在释放前都要再三威胁,对他们的逼供情况不让跟任何人谈论,如谈“皇军不好”便要“二罪归一”。因此,获释的人也大都心怀不安,害怕日寇再抓,有的得病而死,有的服毒自杀,也有的本来在释放之列,但因被打,伤势太重,日寇怕有碍“日华亲善”,便临时变卦,如段文魁便是这样。此人后来一直下落不明。,可见日寇作贼心虚。
  解送张家口的八十七人是在深夜以火车运去的,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经过四个多月的刑讯,在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日寇军部对这八十七人进行了“宣判”。其中加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记、部长、组长等罪名(都是少数被收买者捏造,并无事实)判处死刑者三十二人,并于同月二十四日全部杀死。查明姓名者有:马文进、盛钰、巩瀛、崔钦、管得钧、库积富、马庆、张树旗、徐元文、李秉政、李元魁、赵子良、张杰、姜钰、耿瑞、陈效舜、范守富、王增泰、马新甫:华全寿、李恭、古文、雷照、段瑞、王鼎(大同人),刘杰、张建勋、杜嘉兴、张贵、李秉钧等。
  向日寇屈膝投降,并做了特务工作的有李筠(白杨)、崔镇乾二人。
  被判处二至七年徒刑者五十三人,有:李耐、任有、梁纯、范印、李培业(女)、任杰、彭谦(益斋)、常秉政、杨海林、马吉、杨文林、刘文、李善卿等。
  这五十三人在服刑期间被关在察南监狱,由于日寇的百般折磨,一年以后死去二十三人。其余除刑满释放者外,有李耐、任有、梁纯、任杰、彭谦、李善卿、杨海林、马吉等人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张家口解放,才被人民解放军救出。
(本文作者原系大同文史馆馆员)
  本文据山西省大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大同市文史资料》(1—5期选辑合订本)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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